艺术界常有因称谓之事造成的烦恼，曾于网络中见到吴小如《称“兄”道“弟”及其他》、刘聪《也说“称兄道弟”与“愚弟”》、梅江《也说“称兄道弟”》等三篇文章，个人感觉基本能深入浅出地把其中道道说明清楚，现辑录于此，以供朋友们学习使用。称“兄”道“弟”及其他文 | 吴小如语言本是人们互相交际的工具，除口头外，还有书面语言，而书面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往往比口头谈话还复杂，讲究也更多。我几年前写过一篇小文，题目就叫《称“兄”道“弟”》。在那篇小文中我有个结论，即向人称“兄”时对方未必年长，自己称“弟”时本人未必年轻。这类称呼，主要体现在人们的书信往来上，当然口头上有时也涉及这个问题。鲁迅致许广平札先说称“兄”。大家都看过鲁迅写给朋友、学生的信，像曹靖华、李霁野、黄源乃至许广平，都是鲁迅的学生，鲁迅给他们写信时，几乎都称“某某兄”。连许广平在同鲁迅结婚前，鲁迅的信上也是对她称“广平兄”的。这是老一辈学者的谦虚，但也属于一种惯例。而作为学生，却不能因老师称自己为“兄”便忘乎所以，也跟老师称兄道弟，平起平坐，那是非常失礼的。这类例子很多。沈从文先生、林庚先生、吴晓铃先生都是我的老师；甚至周作人，原是我老师俞平伯先生的老师；他们给我写信时，最初也都把上款写作“小如兄”的。至于谊在师友之间的老一辈学者，如常风先生、周一良先生，则更是以“兄”呼之。吴晓铃先生直到晚年，在写文章时提到我，才称为“小如学弟”，而在书信往还时仍有时写作“小如兄”。我因受老师们的影响，给我的学生写信时亦多以“兄”称对方。结果却遇到两件出人意料的事。一是有个学生给我写信也居然对我称“兄”；另一是在“文革”中红卫兵给我贴大字报，说我邀买青年人的欢心，把浓厚的封建思想灌输给学生，竟称自己的研究生为“××兄”。对于前者，我只好改称“某某同学”；而对于后者，我搬出了《鲁迅全集》，才免挨一场批斗。当然，我的老师中也有一直呼我为“弟”的，如俞平伯、游国恩、吴晗等先生都是如此。这也是习惯称谓。五十年代初，我一度给浦江清先生做助手，但我并不是受过浦先生亲炙的弟子。浦老在称呼上很讲究礼貌，当他注释的《杜甫诗选》出版要赠我一本时，在题款上曾大费斟酌，并跟我本人商量。浦老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们只是年辈不同的同事。我送给你书，照理应写'小如兄’；可是你现在是我的助手，也算半个学生吧，写得太客气了反而显得生疏。你看怎么题款才好?”我答：“我现在就是您的学生，您千万不要同我客气。”最后先生是这样题的：“小如学弟惠存指谬，江清。”此书我至今珍藏在箧，永远铭记浦老对我的厚爱。吴小如致诸天寅札关于自称为“弟”，实际是长者(或辈分长，或年龄大)对比自己年轻的人的一种谦称，用时务宜慎重。如沈从文师最初给我写信，总自称为“弟”。后来因为关系太密切了，才免去这一礼节性的自称。又如许宝先生，是俞平伯师的内弟，论辈分我自然是晚辈。有一次我给许老写信，上款书“尊敬的许老”；许老回信时带有半开玩笑性质，上款题“尊敬的小如兄”，而下款竟题作“弟许宝”。我看了很受教益，觉得老辈待人接物不仅文明礼貌，而且平易谦虚。再如启功先生(字元白)，我同他的交谊已近半个世纪。但他比我长十岁，关系在师友之间，所以我每次给他写信，始终称“元白先生”。而启老给我回信，也一直称“小如先生”，只是下款署“弟功”，表示谦逊。直到近十年，由于交谊日深，他上款才署“小如兄”，不再以“先生”呼我，但下款仍署“弟”字。由此可见，自称为“弟”者并非本人比对方年轻，相反，倒是长辈或年长者才可自称“弟”某某。如果年辈有差距，自己又比收信人年轻，下款自称为“弟”，反倒是狂妄无礼的表现了。由此可见，称“兄”道“弟”看似平常交际用语，其中却颇有讲究。尤其是所谓“世交”，即父一辈和子一辈两代人都是好朋友，就更宜注意分寸。我父亲有一位老友，给我写信，上款例称“世兄”(这是父辈友人对子侄辈的称谓)，下款则署“世愚弟”，表示自己是对方的父辈友人。这种已不习见的称呼，倘不明其内涵之义，千万要慎重使用，免得闹出笑话。长辈对晚辈的谦称几年前我曾为两个门人评判过一桩有关称谓的公案。他们都是1955年北大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一位在城里工作，一位留在北大，彼此一直过从甚密。有一次，城里的那位同志偕夫人出城，在城外这位同志家吃了午饭。回去后写了封信向城外的这位老同学致谢，内有“承留午饭，愚夫妇深为感谢”的话。城外的同志抗议，说信中自称“愚夫妇”，乃长辈对晚辈讲话的口吻，彼此本是同窗好友，岂能居高临下!城里的同志不服：说“我用的是谦词，怎么说自己妄居长辈”?两个相持不下，最后说，我们找吴老师请教，看究竟谁是谁非。我听说后，对城里的那位同志说：“这次你称呼错了，'愚’字确是以上对下、以尊对卑、以长对幼的所谓'谦词’，平辈之间是不能用的。”我在拙文《称“兄”道“弟”及其他》中曾提到长辈对晚辈可自称“世愚弟”，这个“愚”便是长辈对晚辈的谦称。如果自己确属晚辈，对长辈自称“愚侄”或“愚晚”，那也意味着自己辈分虽晚，而年龄却不小或社会地位并不低。总之，称“愚”的一方必须辈分大，或年龄长，或社会地位高，才有资格向对方如此“自谦”。即如老师对学生，尽管称学生一方为“某某兄”，而自称时却用“愚”，我的老师给我写信时颇不乏其例。启功致刘乃中札只有一次游国恩先生给我写信，上款写“小如贤弟”，下署“小兄”，那真使我感到受宠若晾了。与“愚”字相类似的自称，如“仆”、如“走”或“下走”，也都是长对幼、尊对卑的谦词。虽然“仆”和“走”这两个词儿都出自司马迁《报任安书》，原是平辈间的自称谦词；但自明清以后，这几个词都是上年纪的人对年轻人自称时所用，倘年辈晚者给年长者或前辈写信时也自称为“仆”或“走”，就显得有点倨傲，对收信人不够恭敬了。我在六十岁以前，无论给自己的学生或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写信，一直不用“仆”或“走”自称。直到七十岁上下，才开始用这两个词儿，因为自己比收信人往往年长到三十或四十岁以上，不怕对方说我“倚老卖老”了。自新时期以来，有时与港澳地区的青年朋友通信，发现寄信人每自称为“仆”，且不止一人如此。由于交情不深，也不便指出对方这样称呼是不妥的，只好听其自然。但我确信，他们如出一辙地这样向年长者或前辈自称为“仆”，想必是有所依据和有所师承的，只是他们所师承的人未必真属“通儒”耳。另外还有一个词儿，即“足下”。这在唐代以前，朋友间彼此相称均可用之，远者如司马迁对任安，近者如韩愈对孟郊，均在上款中径称对方为足下(如“少卿足下”“东野足下”，任安字少卿，孟郊字东野)。宋、明以后，“足下”一词逐渐变化了“档次”，往往是长对幼、尊对卑的称呼了。如老师对学生，每称“足下”，这就意味着不是平辈关系，而近于居高临下了。有人会说，你现在谈这些称谓之词是否有开倒车的嫌疑。我说不然。中华为礼义之邦，这些称谓词恰好是民族文化在人际关系间的一种反映。你尽可不用这些词儿，却不可不懂这些词儿的用法。比如在今天，日本的年逾七十的汉学家与我通信，其遣词造句基本上还是唐宋古文或明清知识阶层中彼此常用的词语，如果你不懂而在回信中偶或用错了某一个词儿，对方就会讥笑你缺乏古汉语的知识或没有高级知识分子的文化素养。这确是我切身体会和亲自经历过的经验之谈，并非哗众取宠或危言耸听。本文选自《语文建设》, 1995也说“称兄道弟”与“愚弟”文｜刘聪
吴小如先生在《称“兄”道“弟”及其他》中指出，“兄”与“弟”都是师长对晚辈的称呼，“这是老一辈学者的谦虚，但也属于一种惯例”。吴先生还举了不少例子，如鲁迅称学生许广平为“广平兄”，吴的老师周作人、沈从文称吴为“小如兄”……可以看出，在“五四”那一辈学人中，这样的称谓习俗还是普遍存在的。
不过，长辈对晚辈称“兄”道“弟”，其间的差别却常常为人忽视。看看吴文中所举浦江清先生的例子，就十分值得玩味：
五十年代初，我一度给浦江清先生做助手，但我并不是浦先生亲炙的弟子。浦老在称呼上很讲究礼貌，当他注释的《杜甫诗选》出版要赠我一本时，在题款上曾大费斟酌，并跟我本人商量。浦老说：“你不是我的学生，我们只是年辈不同的同事。我送给你书，照理应写'小如兄’；可是你现在是我的助手，也算半个学生吧，写得太客气了反而显得生疏。你看怎么题款才好？”我答：“我现在就是您的学生，您千万不要同我客气。”最后先生是这样题的：“小如学弟惠存指谬，江清。”此书我至今珍藏在箧……
看来，称晚辈为“兄”，也有不尽妥当的时候。称 “兄”，正如浦江清先生所说 “太客气了反而显得生疏”。这种称呼，虽为谦称，但久而久之，也不无称者以长辈自居，并稍含倨傲的味道。长辈一般对比较生疏或年龄、地位相差悬殊的晚辈，才多以“兄”称之，客气之外，实也有自重身份的意味。而称“弟”，则为真谦，一般对及门弟子或极为相熟或比较看重的晚辈才使用，其中不无亲热或期许之意。
试举一例。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记载，况周颐平生只认缪子彬和林铁尊为入室弟子，而对前来学词的赵叔雍和陈蒙安，却认为“都不配做吾学生的。吾因穷极了，看在每年一千五百元面上，硬是在忍悲含笑……”陈巨来回忆道：“况公每作函给二人时必尊之为'仁兄阁下’；解放后余在缪子彬处获睹况公手书，均称'仁弟’也。”这里对比而观，更让人明了，“兄”虽为尊称，却殊乏亲热之意，且不无敬而远之的味道。因此，“仁兄”是用来称呼“不配做吾学生的”赵、陈二人，而“仁弟”则专门称呼入室弟子缪子彬等。其间亲疏之别，判然可见也。
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
再举一例。谢国桢《题王国维先生书扇面绝笔书遗迹》云：“当先生写扇面时，将桢名后，误写为'兄’。这天先生赴颐和园后，又返校园办公室用墨笔涂改'兄’为'弟’字，然后又进颐和园鱼藻轩前效止水之节自沉。于是可见先生强毅坚忍之志，镇定安详，临事不苟的态度。”其时，谢国桢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而王国维正是研究院的导师。虽说，老师称学生为“兄”为 “弟”均无不可，但显然，投水前的王国维仍觉对弟子谢国桢称“仁兄”未妥，只有称“仁弟”才更为恰当。可见，一字之差，兹事体大。自沉前王国维的“临事不苟”，也正可看出老辈学人对称谓的讲究。
这里，不妨再作个对比，看看彼时的顾颉刚，他在写给王国维的信中说：“私衷拳拳，欲有所问业，如蒙不弃，许附于弟子之列，刚之幸也。”可王国维却对之不感兴趣，回信时仍尊称顾为“颉刚仁兄大人阁下”，客气中也明显多了疏远之意。不妨说，“仁兄”“仁弟”之不同，实际也是王国维对谢、顾二人的态度以及弟子身份认可的不同。
那么，“仁弟”之称是不是只能用于门人弟子呢？尝读刘永翔先生《也曾遥沐邓林霞》，谈及作者与前辈学人邓广铭的交往。邓广铭在写给刘永翔的信中，称谓从“永翔教授”改为 “永翔仁弟”。刘先生解释说：“'仁弟’乃是老师称呼弟子所用，可见恭三先生已把我视作门生了。”其实，“仁弟”虽多来称呼门人弟子，但用于关系密切的晚辈也无不可。笔者手边恰有一本1933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宋词十九首》，为影印端木埰书赠王鹏运的十九首宋词。书后款云：“幼霞仁棣清玩。”端木埰比王鹏运年长三十余岁，王鹏运填词也曾深受端木埰的影响，但二人交往多年，虽为中书内阁之同僚，却无师弟关系。王鹏运称端木埰为“畴丈”，以示敬重；而端木埰称王鹏运为“幼霞仁棣”，以显亲切（“棣”通“弟”）。
可以说，称“兄”道“弟”，二者的情味不同，但今人却往往不辨。近读黄开发先生《师生“称兄道弟”那些事儿》（载2020年10月22日“笔会”版），亦言“称兄道弟”是“五四”以来新文化中人的一种惯例，作者还特别喜欢称“兄”时所传达出的亲切、友好和平等的情味。但其实，对晚辈“称兄道弟”，是自明清以来渐渐形成的传统，它体现了我国称谓文化中卑己尊人的精神。而且，比较讲究称谓的文化人，还特别会注意“兄”与“弟”的差别，以避免称晚辈为“兄”时所传达出的疏远和倨傲之意。
此外，除了师生关系，长辈对晚辈的称呼，还往往会根据交谊的不同，分为“年兄”“姻兄”“世兄”“乡兄”等，自称则为“年弟”“姻弟”“世弟”“乡弟”等。而如此称呼，也同样含有自重身份的意味。1942年文通书局出版的《酬应文艺指南》（张鸿猷著）中说：“朋友固皆可称'弟’。有时较疏的尊长，亦因自谦而称'弟’……例如'姻弟’'世弟’'愚弟’等，均系'姻长’'世长’及年长者，对'姻晚’'世晚’及年幼者之谦称也。”
这里又提到一个常常惹人争论的称谓——“愚弟”。按“愚” 字本无倨傲之意，但与“弟”结合在一起，就渐渐变成尊长对卑幼的自称了。尤其在清代官场中，“愚弟”还长期作为上司对下属的自称。当然也偶见于平辈间，但用此者往往有自尊或自重之意。对此，不要说今天的读者会感到茫然，即便老一辈的文化人也常常有所误解。
比如舒諲先生在《微生断梦》里，就曾引述过曲园老人俞樾给冒鹤亭的一封信：“鹤亭仁兄大人吟席……愚弟俞樾顿首。”并解释道：“'仁兄’系平辈的尊称……自称'愚弟’则更谦矣……”当时，曲园老人早为一代朴学大师，又年长冒鹤亭五十余岁，齿德俱尊。对晚辈自称“愚弟”，明显是以耆宿自居，极含自重身份的意味。哪里能说是“更谦矣”？
林散之信札
《酬应文艺指南》中又云：“'愚’字本尊长对卑幼自谦之词……所谓辈尊年长、德高望重，原可自谦。而辈卑年幼者，对于尊长本即是愚，又何必自谦……”如此解说，不无道理。不过，除了事理与逻辑外，称谓之道也往往有着约定俗成的另一面。“愚”字亦不可一概而论。近读韩立平先生《“愚弟”闲话》（载2020年12月27日“笔会”版），已然指出，“愚弟”虽属长辈对晚辈的谦称，但偶尔也见于同辈。这个结论是不错的。但文中举了几个“年愚弟”的例子来证明“愚弟”，却颇有不妥。
按“年愚弟”（“世愚弟”“姻愚弟”“乡愚弟”等亦然），乃平辈间常用的称谓，与“愚弟”全然不同。依明清以来的习俗，如有年谊者——同科中举人或进士，致信时宜互称“仁兄年大人”（或“仁兄老同年”），落款则署“年愚弟”。而对同年的子侄辈，则可称“年兄”，而自称“年弟”。也就是说，“年弟”和“愚弟”一样，皆为尊长对卑幼的称呼，但“年愚弟”却不一样，按惯例即为平辈间的谦称。
掌故家李伯琦《答灵犀先生称谓之问》（《社会日报》1943.3.10）亦云：“称'愚弟’傲矣，若冠以'世’'姻’'年’'乡’等字，又不能去'愚’字。例'姻愚弟’平称也，去'愚’字只'姻弟’则傲矣，乃长对卑之称……惟称交谊加'愚’字则谦，秃头者称'愚’为傲。同一字反覆如此，理不可解……”所谓“交谊加'愚’字则谦”，正是说“世愚弟”“姻愚弟”“年愚弟”“乡愚弟”等，皆为同辈间的谦称；而“秃头者称'愚’为傲”，则是说“愚弟”含倨傲之意，是长辈对晚辈的自称。
当然，长辈为免倨傲，对晚辈自称时也可用“世愚弟”“姻愚弟”等谦称，这是效仿平辈之礼。或者，直接称晚辈为“世仁弟”“姻仁弟”等，而自称“世愚兄”“姻愚兄”。这恰与师弟关系一样，是将比较看重的晚辈视为平辈，体现出长者友好而亲切的态度。
也说“称兄道弟”文｜梅江
近读北大已故教授吴小如《“称兄道弟”及其他》一文（以下简称“吴文”），初觉甚有趣味，深思过后，乃觉得“称谓”在中国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民俗和文化问题，颇值得深究。吴文中点明了“兄”、“弟”这两种称谓在学术界多有与该称谓的日常语义不同的特殊用法。
黄宾虹致傅雷函
概括起来，笔者觉得于今日之中国仍然适用，且艺术界与学术界皆可通行一例的，包括如下几种：
“兄”：在学术界和艺术界并非如其字面义为幼对长之称呼，而是长对幼、师对生、尊对卑之特定称呼。师长给学生写信、题赠，均可称“某某兄”，而不论其实际年龄也许比自己小甚至小一辈以上。甚至师对生不必分男女，可一律称“兄”，鲁迅的《两地书》中就称当时还是自己学生的许广平为“广平兄”，还专门为她解释过这个称谓。但是，如果幼对长呼“兄”，则为越礼。以此类推，“学兄”、“师兄”等也是一律，即同门之中，长呼幼可以称“师兄”，幼对长反而不能称“师兄”，幼对长称“师兄”，其实是受了武侠小说的影响。其实，幼对长时用日本用语“先辈”反而更接近中国传统旧俗。在此，师、长、尊者则可自称“弟某某”，以示谦卑。
“弟”：仍是长对幼、师对生、尊对卑之称呼，只是亲疏程度与“兄”有所不同。以师生关系为例，比较疏远的师称呼生可为“某某兄”，比较亲近的师生关系中，则师可称生为“某某弟”。吴文就举了自己的老师开始称呼其“兄”，熟了之后改称“弟”的例子。以此类推，“师弟”、“学弟”、“女弟”等，亦从此例。其中的“弟”，在书面中均可以写做“棣”。在此，师、长、尊者可自称“愚兄”。吴文中也特别指出，自称“愚兄”者，地位一定要比对方更尊或长方可。
陈寅恪致傅斯年函
需要说明，“兄”也好，“弟”也好，都不能反过来做同级称呼。即，长或尊的一方可以称“兄”或“弟”，但幼或卑的一方不能真的就以为自己是对方的“兄”或“弟”，进而以同辈人身份自居。这一点在民国时期有个著名的例子：闻一多给自己非常熟悉、年龄相差11岁（即不足民间一辈）的学生陈梦家写信，称其为“梦家弟”，陈梦家则“笑纳”了这个称谓，回信时直接称“一多兄”，闻见信后勃然大怒。这一点就像基督教里面，上帝称耶稣为子，也称信徒为自己的子女，耶稣自己也称信徒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但信徒仍需要称耶稣为“父”，而不能呼耶稣为“兄”甚至“子”。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称上帝为“天父”，耶稣为“天兄”，那是他没有弄懂基督教“三位一体”的教义所致，因而他的“拜上帝会”被视为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个异端。
也就是说，吴文点明，“兄”或者“弟”等称谓，其实并不适用于同辈人之间。这一点是笔者所赞同的。像今天书法界，同辈朋友之间常以“某某兄”或者“某某弟”称呼，其实是乱了套路的。因为按照中国文人旧俗，无论是称呼对方“兄”还是“弟”，都是建立在“你卑我尊”的基础上的。这一点，旧俗与今日之情况大有不同，不可不察。
同辈之间，过去多直接以“字”互相称呼。但今人多有名无字，因此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直接呼其名。台湾的同辈之间称呼，只呼名而不带姓，原因是当代台湾人三字名较多，大陆地区的三字名亦可采取此例。两字名就没有办法了，只能呼其全名，此时于同辈中间并不为越礼。但毕竟在中国很多场合，特别是初次见面时，直呼对方姓名常常被认为是不礼貌，因此此时可以依据对方性别，在名字后面加上“先生”、“女士”（书面语中可写作“女史”）等称谓，随着交往日甚则可省略。在口语或者比较亲密的同辈关系中，为示亲近或年龄，则可以缀以“某某大哥”、“某某小弟”等称呼，但此并非书面用法，只适合口头使用，而不宜见诸文本。而且即便如此，“大哥”也不可用“兄”代替，以此类推。
傅雷致黄宾虹函
黄宾虹致傅雷函
如果对方是正在读书的学生（包括尚未毕业的在读硕士、博士研究生），无论是否自己的学生，也无论自己是否教师，都可一律称呼其为“某某君”。“君”一词在日本系专指学生身份的敬语，曾留学日本的鲁迅呼刘和珍为“刘和珍君”，即是一例。需要注意的是，尚未毕业的在读研究生不可直接称呼其正在攻读的学位，只有该学生毕业，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后，才可称其为“某某硕士”、“某某博士”，否则只是“硕士研究生”或“博士研究生”，均应使用“君”这一称谓。
中国自古有尊师重教的传统，甚至一度“天地君亲师”并举，所以教师职业自然多了一种特殊的称谓，即“某老师”或“某教授”，以示尊重。“某老师”的称谓，无论长对幼、幼对长还是平辈之间，均可使用。这自然给称呼担任教师的人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即便是学校中教师和教师的同事关系之间，也可以互用“某老师”称呼对方，相敬如宾。对于学校就读的学生，称呼其所在学校中的教师，则不论年龄（如很多博士研究生从年龄来看，与一些教师可谓平辈，甚至更长于一些年轻老师），也不论对方是否给自己直接执教，均需称对方为“老师”。
同样的，老师称呼年龄比自己大的学生，也只需直呼其名，并不为越礼。对于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等，均可按照国际惯例统一称其为“某教授”。只是在国外一些高校，学生可直呼老师名字，这一点由于文化传统不同，除非特别熟悉亲密的老师且经对方要求或同意外，不宜同此例。
至于国内某些高校习惯尊称一些年长的教师（不分男女）为“某先生”，或者研究生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窃以为，在现代学术制度中，这些来代替“老师”的称呼俱欠妥当。中文不同于日文，中文之“先生”有两意，一为商业、社交等场合的泛指的客套之辞，一为对极其尊贵者（尤其是已故者）的敬称。尊称尚健在的老师为“先生”，如果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的，则越礼；如果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的，则又有“活人受香火”之虞，均不妥。笔者认为，被称呼为“先生”的老师应该自行纠正对方的称呼。很可笑的是，今天不是老师的人，比如电影演员、娱乐明星甚至发型师，特别爱让别人称自己为“老师”，比如什么“赵忠祥老师”、“赵本山老师”，反而本身就是老师的人，却爱被研究生称自己为“先生”甚至“老板”，这岂不是很荒谬的事情吗？！
如果学校中某位年轻老师曾是另一位老师的弟子，而自己又恰好是这位年长老师在读的学生，即便如此，也应称年轻老师为“老师”，而不能因师从同一位老师而称呼对方“师兄”。现在很多研究生导师退休很晚或者不退休，以至于自己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学生都成了研究生导师，他自己也仍然招生。某高校美术史系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即有X教授的博士生，入学以后见到系主任Y教授，因Y也曾是X的学生，便称呼其“师兄”，此事自然大为失礼。笔者还曾听说过同班有两个研究生同学，A同学的导师恰好也是B同学导师的导师，A就要求B称自己为“师叔”的笑话。其原因一则已如前述，二则也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称谓都是面对面的，而不能通过第三者来间接论定。毕竟对于现代学术制度而言，学校中只有“师”与“生”两种身份。
学校中的一些教师除了老师身份，还可能有行政职务，如“校长”、“院长”、“主任”等。对于学生而言，对于这些老师的称呼，在一般授课辅导场合，宜以“老师”为主。但如果在典礼、仪式、公文等正式场合，则应称其行政职务。假设某在职博士生，既是老师，也是学生，那么在其工作的高校中，应被称呼为“某老师”，在其读书的高校中，则仍旧应被称为“某某君”。如果其在职任教和读书的是同一所高校，则需要分场合，在他授课的学生面前，应该被称呼为老师，而在其同学中间，则应被视为学生，以此类推。但是，如果称呼对方为“老师”，对方的身份必须是正式的教师（或身兼研究生导师职务的科研院所研究人员）。
今天有很多编辑出版界、演艺界人士或者商业界人士，乐意被称为“老师”，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对于这些人士，最好根据职业称为“某某编辑”、“某某经理”。对于艺术界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即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应被称之为“老师”。尤其是画廊、拍卖公司对于艺术家的称呼时，更应注意这一点。为表示客套（如初次见面或卑对尊、幼对长时），也可称其“某某先生”或“某某女士”。除非其本人职业就是教师，否则不宜滥用“老师”这一称谓。唯有对于高校中从事管理服务工作的行政、教辅人员，香港高校中有时称之为“某工友”，而内陆一般仍称“某老师”，因无更加准确的称谓，可暂循此例。
与教师职业相类似的，还有“警官”、“法官”、“律师”、“医生”、“主播”、“导演”等。这些职业都可以成为称谓，这一点尤其是在卑对尊、幼对长时颇为适用。而无法以职业特点相称的一些人，如艺术家，则可称“先生”或“女士”。如对方为自己上级领导时，则需称官衔，如“院长”、“书记”。需要说明的是，此类称谓前通常只需要姓。
陈寅恪致傅斯年书札
以上所谈，均为艺术界、学术界人际交流时所常用的称呼准则，而不适用于媒体。媒体上常有新闻稿或访谈，需要称呼人名的地方很多，有时候许多媒体就依据晚辈编辑或者记者的口吻，出口就称呼对方“某前辈”甚至“某老师”，其实这是不恰当的。即便是电视出境记者，在访谈时也最多需要称呼对方的职业或职务，作为媒体人的记者与采访对象应是平等的身份。这是因为媒体人不同于自然人，媒体刊发的稿件也不同于人际交流。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媒体出现人名的时候，凡是对健在的人，一律不加任何敬语。对居高位者、德高望重者、年龄长者还是年龄小或地位卑下者，均应一视同仁。因为任何一个编辑个体都无法代表整个读者群，媒体上的称谓必须对于任何一位可能的读者都适用。更何况，我们在文章中对于李白、杜甫、王羲之、陶渊明等人不会称其任何称谓，反而对同时代的身边的人要额外加上种种敬语，这本身就不妥当。
笔者在编辑一些新闻稿或者学术论文的时候，对于其中提到的尚健在的人，不论年长年幼，一律直呼其名，只有在刊发一些艺术家、学者讣告时才在名讳后缀之以“某某先生”（此处的“先生”不同于“女士们先生们”之“先生”，而是不分年龄及性别的极尊重之意），以示敬意及缅怀。这种做法，似可供广大媒体人参考。